守护崖壁上的文明史诗（文化中国行·人文观察）

一滴雨水坠落在崖壁表层，究竟要历经多少光阴才能穿透千年的岁月？

在全球气温持续攀升、极端气候愈发频繁的当下，这些镌刻于悬崖峭壁上的文明印记，又该如何直面风雨的侵蚀？

根据监测数据，气候变化和恶劣天气已成为影响我国文化遗产保存状况的关键因素之一。而那些依山开凿、完全暴露于自然环境的石窟寺，因其结构脆弱、材质多样，恰恰是最易受冲击的对象——极端气候会加速岩石酥碱、风化、壁画空鼓褪色等本体病害，并可能引发崩塌、落石等次生灾害，同时在环境变化中催生微生物繁殖等隐蔽而持续的破坏过程。

这无疑是一场与气候变迁的持久较量。在崖壁之上，守护行动早已拉开序幕。

千年石窟直面冷暖风雨

“全球气候正经历显著变迁，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山西大同市举办的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直言不讳。

李黎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以2025年为例，华北地区的雨季持续时间异常长，累计降水量比常年高出161.1%；全国平均高温天数达到16.5天，较常年多出7.4天，创下自196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气候变化对石窟寺的影响，既包括极端气候引发的暴雨冲刷、洪水侵蚀以及由此带来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冲击，也包括更为隐蔽的长期效应：裂隙渗流网络演变、渗水路径与渗水点变化、温湿度波动导致的干湿冻融破坏、微生物群落动态变化以及石窟微环境的改变等。

近年来，极端高温、强降水等天气事件频繁出现，正在考验着崖壁上的千年石窟——2020年，重庆弹子石摩崖造像遭遇洪水侵袭，大佛造像被淹没；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导致伊河水位暴涨，龙门石窟一度面临洪水逼近的危险。

“水害是我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中最为普遍、危害最严重的病害之一。水作为中间介质，会引发石窟的风化和结构失稳，基本上所有石窟病害都与水直接或间接相关，包括盐害、生物病害、表层溶蚀、剥落、开裂以及关键块体失稳等。”李黎表示。

大气降水、毛细水、裂隙渗水、凝结水——影响石窟安全的水源种类繁多，作用机理复杂。

对于可见的雨水冲刷，可以通过搭建窟檐等物理手段加以阻隔；岩体渗水则可通过防渗排水措施进行治理……这些保护方法经过多年实践已日趋成熟。然而，针对石窟表面凝结水的治理，曾长期困扰着石窟保护科研人员。

相比洪水、暴雨和泥石流等明显灾害，隐匿在岩体内部的水害更像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无声侵蚀。

“砂岩质文物的风化程度与凝结水的形成密切相关。”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院长黄继忠揭示了其中的难点，“过去，我们对凝结水的形成机制及其作用研究不足，实时监测技术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处理不当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风化问题。”

他与团队通过实验研究证实，在一定条件下，凝结水首先在岩石内部形成。团队研究表明，凝结水的首次凝结主要发生在岩壁0至3厘米的浅表层区域。这些看不见的水，终于有了可被追踪的“痕迹”。

发现问题，更要解决问题。团队开展了石窟凝结水监测与智能治理技术研究，并在云冈石窟第9、第10窟实施了凝结水综合治理试验，治理有效率超过97%。

从肉眼可见的冲刷，到岩体内部的细微变化，中国的石窟寺保护已走过60余年的治水探索之路。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查抢险，到八九十年代工程体系初步成型；再从精细化治理迈向系统化防治。近5年来，我国编制完成了30余部石窟寺保护规划，累计实施了400余项石窟寺保护修缮和环境整治项目。在一次次的保护实践中，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

“石窟寺本体脆弱，对环境变化敏感，极易遭受损害。中国在遗产保护、监测、科研、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方面持续投入，为世界分享了宝贵经验。”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拉扎赫·伊伦都·阿索莫说。

保护行动从抢救向预防转变

物之坚硬莫过于石头，石之庞大莫过于山峦。

山西大同武州山南麓，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从气势恢宏的“昙曜五窟”到精雕细琢的五华洞，一个个融合多元文化的造像，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站在第20窟露天大佛前，来自天津的游客王帅被深深震撼：“历经千余年风霜，大佛的衣纹依然刚劲有力，看似凝固的线条，却给人一种流动的美感。”

“由于开凿在厚层砂岩中，稳定性曾是云冈石窟保存面临的考验，而风化更是世界性难题。”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说。

千年瑰宝如何永续流传？

近年来，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从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逐步建立了以监测、巡查、日常保养等为核心内容的保护体系。2015年以来，云冈石窟陆续对30余个洞窟进行了保养，保养面积接近12000平方米。

走进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大屏上清晰展示着温湿度、洞窟内二氧化碳浓度、洞窟客流量等数据。“遗产监测体系覆盖文物本体、洞窟微环境、游客等内容，近年来还加强了地震监测。”杭侃介绍。

天色微亮，云冈研究院90后巡查员杨冰清的身影便出现在石窟中。从第1窟到第45窟，在景区开园前，她已完成全部巡查工作。“我们会重点检查以往容易渗水或潮湿的区域，例如泥岩层、裂隙处、窟顶等。在雨季或暑期游客较多时，更要关注渗水面积和渗水量的变化。一旦发现新问题，就立即写入巡查报告，第一时间上报。”杨冰清说。“夏天洞窟内外温差大，容易形成‘凝结水’。到了冬天，则要着重注意是否发生‘冻融’，水在哪里，我们的眼睛就要跟到哪里。”

石头虽不能言语，但一代代守护者用日复一日的凝望，让岩壁上的瑰宝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甘肃天水位于半干旱与半湿润气候的过渡带，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

“近10年来，石窟区域的年最大降雨量达到1000余毫米。近5年的观测显示，暴雨和大雨多集中在4月至10月，季节性特征明显。”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岳永强介绍，“雨强增大，雨日减少”的降水新趋势，意味着每次降雨更为集中和极端，对石窟岩体及塑像壁画的威胁也在加剧。

气候的细微变化，最终都转化为石窟上可见的病害——2018年，一场持续近30天的降雨，导致麦积山石窟的10个洞窟集中爆发霉菌。

“保护工作不能再以单一病害为对象，必须转变为基于风险评估的综合治理、系统性保护，这恰恰是当代石窟寺保护理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向。”岳永强说。

崖体加固、渗水处理、栈道稳定性评估、微生物治理……一系列石窟文物保护实践在麦积山石窟展开。

“气候变化对石窟寺的影响将是长期、持续和累积的，我们的应对不能停留在灾后抢险的被动层面。”岳永强表示，未来应构建以预防性保护为总体目标、以风险评估为科学基础、以监测预警为技术支撑、以综合防灾减灾为管理保障的主动防护体系。

留存永不褪色的数字“备份”

当物理世界的石窟寺持续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考验时，数字技术则为千年文明开辟出一条跨越时间的守护之路。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数字近景摄影测量、高光谱技术、AI（人工智能）技术……科技力量如同精微的画笔，为石窟绘制出一份不会风化、永不褪色的“数字档案”，让镌刻在石壁上的文明史诗，在数字世界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目前，云冈石窟45个主要洞窟、5.9万余尊大小造像，已完成80%的全维度数字化保全，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让万千造像“走”出崖壁，踏上跨越山河的文化远行；在河南洛阳，2026年3月，龙门石窟在保护加固工程中，于崖壁间辨识出一处唐代金刚经石刻，运用三维扫描、微距摄影等技术，全面采集文物本体信息，建立高精度数字档案，为后续保护、研究与展示提供可靠支撑。

“‘数字敦煌’已走过近40年，截至2025年底，已完成323个洞窟的数字化摄影采集，210个洞窟的图像拼接，以及169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俞天秀说。

目前，“数字敦煌”总数据量已超过600TB，这些海量资源不仅要“存下来”，更要“用起来”。

取一抹壁上重彩，得千年气韵；摘几句经卷真言，可传递心意。打开“敦煌心笺”小程序，选择临近节日主题，留下署名，系统会自动接入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与数字藏经洞文献资源，匹配祝福语。莫高窟第144窟、第61窟……精美壁画成为贺卡上的元素。这正是敦煌研究院利用AI赋能海量数据作出的积极尝试。

数字化还改变着游客与石窟寺的关系。

驱车前往敦煌莫高窟参观，首先抵达的是一座伏卧在戈壁滩上的建筑——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为什么要在距莫高窟十几公里远的地方建设数字展示中心？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萍回忆起一段往事：20世纪90年代初，莫高窟游客不到20万人，老院长段文杰就将敦煌研究院画家临摹的精品洞窟在窟外陈列中心向公众展陈，目的是分流游客为洞窟减压。随着游客增多，21世纪初，时任院长樊锦诗提出建设数字展示中心，探索把洞内的东西“拿”到洞外看。

代代接力守护，理念一脉相承。走入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厅的灯光渐渐变暗，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的画面从脚下弧线式延伸至穹顶，观众抬头“仰观”不对外开放的特级洞窟。千年壁画的细腻纹理、古老矿物颜料的色彩纤毫毕现，引得现场观众惊叹不已。

前置观影展示、分组参观实体洞窟，如今配合预约制与莫高窟单日6000人总量控制，瞬时承载量从过去的2300多人降到1600人左右。“在洞窟内看得少了，但优质的数字化展示多了。既保护了石窟，又提升了游客体验。”李萍说。

一代代守护者，正以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千年文明，在时间的河流中走得更远。千年石窟静静矗立，崖壁上的文明史诗，还在继续书写。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于尚波参与采写）

《 人民日报 》（ 2026年11月01日 07 版）